彭小瑜：辨析世界帝国的统一与分裂——汤因比笔下的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

         历史教学是外国历史研究一个非常关键和重要的方面，关系到社会大众对国际问题和文明交流问题最基本的认识。在课堂学习外国历史留下的印象和基本认识会伴随很多人终身，长期影响他们对外部世界的看法。我们对外国历史基本线索和内容的介绍不可不慎重，不可不准确。这项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梳理基本的国内外学说史，梳理外国历史主要问题的史学史和思想史脉络，说清楚传统的各家见解，也了解前沿的学术研究成果和新观点。我们在这里回顾了国内外学界对罗马帝国兴衰及其相关问题的描述和讨论，希望能够说明在哪些方面，我们需要整理、更新和进行更加符合历史事实的表述。我们也在这里讨论到了汤因比在其著作《历史研究》里面运用比较的方法对罗马帝国统一和分裂问题提出的看法。

一、如何理解作为“大一统国家”的罗马帝国

古代帝国的历史能够给现代社会治理提供一些启发，现代国家统治经验的演变也有助于历史研究者看到古代社会一些曾经被遮蔽或者淡化的特点。乌平德·辛格在谈到孔雀王朝（约前324—187）时候曾经说，现代学者往往认为这个时候的印度存在帝国，但是当时的“国家算是一个帝国吗？是一个什么样的帝国？当我们说特定的领土或者人民被置放于一个帝国的统治下，我们究竟想要说什么？帝国对统治情况复杂多样的地区采用了什么策略，试图进行什么程度的控制？其控制的有效性如何？”辛格教授在这里对帝国的理解与现代政治学的帝国概念是一致的，也就是强调了帝国疆域的广大以及在其疆域内部不同地区的差异，同时强调了古代帝国统治的多样性，强调了中央政府对不同地方会采用不同的控制方式，强调了帝王与地方势力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也就是说，古代帝国究竟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被看做是一个“统一”和疆域广大的国家，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与孔雀王朝时期的印度相似，罗马帝国在三次布匿战争时期（前264—146）也已经扩张为一个统治着广大疆域和不同部族人民的帝国。汤因比在其所著的《历史研究》中，将罗马帝国列为人类古代历史上的“世界帝国”（universal states）之一。在汤因比著作的中文版本中，“世界帝国”有时候被翻译为“大一统国家”。这个译法在中文表达上强调了古代世界帝国的社会控制程度，可能偏离了汤因比的本意，也可能没有很准确地反映罗马帝国复杂的实际情况，也就是古代帝国进行有效中央集权统治的特征和特殊方式，容易夸大其现代性，夸大其在古代落后条件下直接进行中央集权统治的能力。

古代帝国进行中央集权统治并非不可能。正如汤因比所注意到的，古代帝国的人们，譬如罗马人和中国人，认为“他们各自的帝国包容了世界上所有重要的民族”，罗马帝国也声称“自己对整个世界有统治权”。他进而指出，与现代国家的政治和社会控制的程度相比较，“这种天下一统的主观信念，从来是一种幻觉。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无视持有这种信念的人眼中的主观真实性，也不能无视一种幻觉可能造成的重大后果。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有些帝国已经看出这是一种幻觉，因而有意识地避免这种不切实际的一统天下的说法。但是这种帝国似乎为数较少”。他接着谈到了罗马人对罗马帝国时间上不朽性和空间上世界性的认识，并谈到这种对帝国的不朽性和世界性的认识也同样存在于阿拉伯帝国、中世纪西欧、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沙皇俄国和古代中国，是这些古代帝国获得和加强各自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思想资源。譬如说，伊凡四世（Ivan IV, 1547—1584年在位）等沙皇将莫斯科看做是“新君士坦丁堡”，自称为拜占庭帝国的继承者，以此为统一“大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寻求意识形态的理由，但是却明确声明“我们并不想建立拥有整个世界的王国”。

对古代帝国的现实和理想，汤因比由另外一个角度也提出了看法。他认为，在前现代化的各个文明中间出现的世界帝国往往是特定社会积极应对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危机和挑战的结果，往往象征着一个特定社会“从动乱时代的长期苦难中恢复过来”，譬如罗马第一位皇帝奥古斯都建立的帝国让意大利和整个地中海周边地区的人们感受到了久违的和平和繁荣：“在文明处于分崩离析的动乱时期，对统一的渴望随着统一现实的消失而变得越来越强烈。到了几乎令人绝望的时候，这个长期追求的目标却意外实现了。其心理效果无比巨大，能压倒一切。”汤因比还强调指出，对当时长期处在动乱和分裂的希腊人来说，这种感觉尤其强烈。他们希望众神赐予罗马和罗马帝国“无休止的生命和无边的繁荣世界”，甚至认为“正如大地的表面负载着整个人类一样，罗马也把大地上所有的民族纳入自己的怀抱，一如大海接纳百川”。

与许多现代学者的见解一致，汤因比意识到囊括广大疆域的罗马帝国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中央集权政府，在行政体制上最突出的特点是一个“自治的城邦国家的联合体”。但是他强调皇帝具有加强中央集权的冲动，追求“行政权力的集中化”。与晚近学者更加细致深入地研究相比，汤因比对罗马中央政府的直接统治能力还是明显高估了，没有清楚说明罗马皇帝在财政、司法和军事上始终都高度依赖地方贵族和城市的支持。现代西方学界所使用的帝国概念源自古罗马的治权（imperium）概念，而这个拉丁词语本身的涵义经历过复杂的变化。奥古斯丁是最清楚界定帝国概念的古代作者之一。他依据和总结的社会现实当然就是其了解和见证的罗马帝国历史，也使用了“罗马帝国”（Romanum Imperium）这一表达，认为这是一个由罗马及其统治的广大地区所构成的共同国家（corpus rei publicae）：“我在这里仅仅谈到了与罗马和罗马帝国有关的事情，也就是谈到了罗马城本身以及因为结盟而归属罗马或者因为臣服而依附罗马的地方，谈到了这些地方在基督出现之前以及联合成为一个由罗马统治的共同国家之后所发生的事情。”

在非西方的文化语境里，准确理解罗马帝国以及罗马皇帝的权力会有一些困难。譬如现代汉语“帝国”和“皇帝”通常会让人联想到专制君主强大的中央政府权力。罗马皇帝的确是掌握最高政治权力的君主制国家统治者，但是晚近学界倾向于强调他的权力所受到的局限是系统和制度化的，一般不会将罗马帝国描述为一种“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他们会强调共和国传统的长期残存，认为罗马皇帝在权力运作的过程中不得不长期在文化上认可元老贵族的不可替代性，在制度上与不断变迁的元老院贵族协调复杂的关系，有时严厉打压之，有时情愿或不情愿地做出妥协；他需要利用行省和地方城镇不同层级精英的力量，在驾驭的同时与这些成分多样复杂的统治集团成员做出妥协。在其他更加具体和细致的晚近研究里，学界对此的讨论已经系统全面，指出皇帝可以干预和介入元老院成员的遴选，包括大大增加其中行省贵族的比例，但是元老贵族在对皇帝依赖性加强的同时并没有失去其在法律和政治上的特权地位。最关键的是，在从未确立稳定世袭制度的罗马帝国，皇帝权力的合法性来自元老院在法律上正式的认可，是帝国最重要的宪法基础；在人事上，皇帝不仅需要元老贵族参与军事指挥和政治管理，而且其本人和很多亲信也长期是元老院成员。

罗马帝国政治制度是现代学者对古代帝国类型探索最透彻的案例之一，比较清楚地说明了强大的古代帝国不需要也不可能依托严密和系统的行政官僚体系建立和维持其统治，而且相当程度的地方自治是古代帝国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条件。古代罗马共和国的治权不仅来自罗马人民赋予其官员——尤其是执政官和保民官——进行对内统治的行政和司法权力以及对外的军事权力，还具有神秘宗教起源，因而也被分配给并非直接民选的其他官员。譬如行省的总督，譬如后来帝国时期的元首和皇帝。在君主制确立之后，罗马皇帝的治权最初被看做是共和国各官员治权的集合，并逐渐明确地被看做是皇帝特权。治权，由于罗马不断扩张，也逐渐包括罗马官员对被征服地区的统治权。这个意义上的治权最终也成为皇帝权力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行省总督在地方的治权最终被看做是来自皇帝的授权。

在古代帝国类型学的意义上，英国和德国两位著名学者和思想家都将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在法律上界定为“共和国的长官”。麦考莱对罗马帝国政治的理解是非常有趣的：“罗马皇帝是元老院任命的共和国长官。没有皇帝认为他获得统治权的原因是他的血统”，否则他们会被看做是篡位者。蒙森在《罗马公法史》里面指出，奥古斯丁自称“第一公民”，没有采用君主的称号。他一方面用这个称呼说明自己的地位与共和国传统之间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又表明了自己的最高统治权，意识到自己的权力及受到的限制。但是罗马帝国政治制度更为实质性的特点在于，无论在权力交接中的具体情况如何，皇帝在制度上长期没有将权力通过世袭传给后代的权力，甚至没有指定继承人的绝对权力。罗马皇帝死亡或者被废黜的时候，皇位就空缺了；基于共和国长官权力的“第一公民”合法性随着新的皇帝的即位一次又一次地得到更新。蒙森提及了3世纪后半期皇帝塔西佗和普罗布斯即位的情况，认为到了这个时期，帝国统治精英的共识仍然明确指向否定皇位世袭制。

这些对罗马帝制的认识并不意味着蒙森等西方学者否认罗马帝国是君主制国家。他们无疑注意到奥古斯都之后的罗马皇帝都在制度上否定了共和制度，他们的统治甚至可以说是“专制”的，但是他们所理解的君主制显然不同于其他一些古代文明的帝王。蒙森在《罗马帝国史》这部讲义里面对罗马皇帝权限有简明扼要的描述，包括说明皇帝如何突破共和国制度限制的几个关键方面，建立起君主制统治：帝国废除了共和国执政官年度的权力轮换，而罗马皇帝的统治权是终身的；帝国废除了执政官和其他长官两人或者多人同时任职并互相牵制的传统，而奥古斯都以及之后的罗马皇帝在制度上都大权独揽，包括垄断最高军事指挥权，除去在受到篡位者挑战的特殊情况下；共和国官员的职权有比较明确的分工，而在帝制的罗马帝国，军事、司法和财政等一应权力都逐渐为皇帝个人掌握和节制，包括保民官和外派军事将领的权力。不过蒙森特意指出，军事统帅权“是皇帝权威最重要的方面，因为武力才能保障统治。但是当皇帝清楚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也意识到保持文官政治的必要性。换言之，蒙森并不认为罗马帝国是军人政权。皇帝的权力还包括在帝国时期共和国时期官员没有的一些新增权力。其权力的综合“几乎已经构成一种专制政府统治”，而共和国时期作为军事长官称呼的名词“imperator”在帝国时期就同“恺撒”和“奥古斯都”一样成为皇帝独有、代表其至高权力的头衔。即便如此，罗马帝国的地方行政制度在整体上始终还是高度依靠以行省城市为中心的贵族自治（包括收税、修缮道路、维持驿站交通的职责和选举地方官吏的权利），总督和其他皇帝委派官吏除了剿匪和审理重大罪行，主要起到协调和监督作用，譬如处理一些地方无法自己妥善调解的纠纷。

二、突出的地方自治特性是否容易造成古代帝国的衰败

在世界历史上，古代帝国的分崩离析历来造成巨大的社会破坏，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奥古斯丁为了回应西哥特人劫掠罗马引发的心理冲击而写作了《上帝之城》；爱德华·吉本因为罗马文明在西部的灭亡写了《罗马帝国衰亡史》，并延伸探讨了拜占庭帝国最终的衰落。除了古代中国文人对朝代兴亡发表过很多议论，其他东方古代的作者当然也探讨过类似的问题。其中比较引人关注的是阿拉伯学者赫勒敦（1332—1406）。他在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与幻想永恒世界帝国的一些古代作者不同，赫勒敦在《历史绪论》里面曾经从外在原因和内在原因两个方面着重谈到，古代国家，一旦扩张为疆域广大的帝国，就会遭遇到难以克服的统治危机。他所说的外在原因主要是指，在古代落后的交通和通信条件下，帝国中央政府对边远地区很难执法、收税和进行有效军事防卫，因为边远地区往往人口比较稀少，经济落后，而且容易受到外敌的威胁。他对此做过一个著名的比喻：帝国治理能力就像灯光或者涟漪那样，越向外灯光越暗、水波纹越不明显。他所说的内在原因主要是指，古代帝国得以建立的一个基本政治条件是统治阶层以及他们所统治的民众能够建立“群体的认同”（汤因比将之理解为“社会团结”），部族关系、共同的文化以及宗教信仰都能够促成这一认同。总结中古阿拉伯国家的历史经验，赫勒敦坚信，任何帝国都不可能是永恒的，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在于任何一个王朝都不可能永久维护社会团结，也就是他所说的群体认同。古代国家的崩溃，在他看来，是因为统治者会在安逸奢侈的生活中失去坚忍的奋斗精神，人民在专制统治下会失去荣誉感以及与统治者的认同。汤因比对此表示赞同，认为赫勒敦的见解并不是不可以用来解释罗马帝国在西部的解体。问题是，赫勒敦对中古阿拉伯国家的讨论并没有注意到，罗马皇帝在国家成长和稳定时期曾经借助地方自治来强化帝国统治这一特点。

地方自治在帝国的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在皇帝与地方贵族团结和能够进行良好协调的语境中，中央政府的有效控制无疑会以比较低的成本延伸到远离皇帝所在政治中心的地方。而这样一种比较理想的政治统治状态是否能够在古代国家得以实现和得到维护，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能否如赫勒敦所言，建立牢固的群体认同（社会团结）。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原本就没有计划对罗马帝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进行精细地实证研究，但是他却在探索帝国衰亡的过程中指出，瓦解罗马统治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矛盾和阶级冲突破坏了社会团结和帝国的社会凝聚力，将社会分化为作为统治精英的少数人、“内部的无产者”和“外部的无产者”（周边的蛮族群体）。在社会矛盾促成的帝国后期危机和社会分裂中，罗马的地方自治传统反而成为一种脱离中央政府的离心力，成为瓦解帝国的因素。

法国哲学家吉尔松认为，在古希腊罗马文化传统里面，尤其是在罗马帝国时期的斯多葛派哲学家那里，已经出现一种统一的全球性帝国的观念，不过主要是在哲学和世界观的意义上，而不是在政治统治的意义上。西方古代作者注意到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所带来的政治后果和文化影响，譬如普鲁塔克曾经将之看作是一个致力于人类大同的世界性帝国的诞生，或者像塞涅卡所想象的一个天穹底下的人类社会。无论是亚历山大的希腊化帝国还是罗马帝国，在吉尔松看来，都不代表一种新的政治理想和制度，更不是一种建立在人人平等基础上的理想社会，因为二者仍然都是凭借武力征服和暴力统治的传统古代君主国家。用恩格斯的话来说，罗马统治的目的是“残酷剥削被征服的各行省”，奴隶制的罗马国家成为“广大领土上的广大人群”的“敌人和压迫者”，帝国的衰亡是“罗马人的世界统治的最终结果”。如前所述，汤因比认为，与其他一些古代文明的情况类似，罗马帝国在西部的崩溃也可以看做是社会冲突所促成的文明解体。恩格斯将早期基督教看做是罗马帝国穷人的宗教，汤因比则指出，对当时处于社会底层民众来说，接受基督教意味着他们已然将罗马帝国看做是异己的制度；这同时也意味着他们以及后来同样接受基督教的日耳曼蛮族不再接受统治着地中海周边地区的这个“大一统”的世界帝国，而是在中世纪西欧建设了基于封建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十数个王国。尽管在名义上他们有时候仍然声称自己是罗马政治遗产的继承人。罗马的文学、法律和帝国晚期的基督教信仰不仅被中世纪所继承，而且得到发展和更新，所以政治上从来没有重建帝国的中世纪西欧，在思想和文化上却是高度统一的。

在西部罗马帝国废墟上出现的中世纪西欧再也没有试图建立一个世界帝国。也就是说，罗马帝国的崩溃终结了西方文明重新建构古代大一统国家的可能性。汤因比在1954年出版的《历史研究》第9卷里面解释了他不赞成西方中心论，为何又在那里专门讨论了西方文明的地位（《历史研究》全书内容的第12部分）。他提出了3条理由：西方文明尚未呈现无可辩驳的解体迹象；在过去的500年里，西方将全球所有其他地区和国家纳入其文化影响之中；由于西方文明的扩张，整个人类融合成了一个联系空前密切的整体，人类拥有了从来没有过的物质财富丰盈，但是“美国和苏联固然摆脱了物质的匮乏，却没有摆脱对战争的恐惧”，能够毁灭世界的核战与人类的距离仅仅只有从“手指尖到按钮”那么远。面对20世纪中叶如此严峻的国际局势，汤因比在他写作《历史研究》的后期重新审视了基于罗马帝国遗产的西方文明，在一定程度上反而能够更好地辨认、欣赏和借鉴中世纪西欧的文化和政治传统，并认为被启蒙运动批评的中世纪价值观能够帮助现代西方应对复杂困难的种族关系、国际关系和社会改革问题。

历史上通过战争和征服建立世界帝国的先例不可能也不应该被现代人重复，整个人类在20世纪后半期实际上已经进入了多极和多元的后帝国时代。但是汤因比并没有放弃他的大同理想，仍然相信人类能够建立新的世界秩序——以世界和平为基础的大一统秩序。他希望借助西方的思想文化传统来建构世界和平，也引用了胡适1933年在美国以《中国的文艺复兴》为题发表的演讲，希望以此来拓展文明之间和谐共融的思路。胡适谈到世界各文明应该逐渐走到一起，“不同的文明应该逐渐联合为一体”，而且“那些西方列强用来侵略我们的发明创造，恰恰是未来的圣贤将会使用的工具，是他们可以用来让世界各国人民共融和团结的手段”。

罗马帝国和西方文明所经历的统一和分裂，在很大程度上是冲突和战争的结果，能够提供给人们深刻的经验教训，但不应该诱导人们再度迷信文明的冲突。

                                                                                 转载于《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