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建华：试论明代族谱学家李梦阳

          摘要：李梦阳所修《李氏族谱》体例包括例义、世系、家传、大传、外传、谱序，重视传记。批评欧谱远追贵胄、欧苏谱只详记本支小宗的做法，认为族谱就是要记载祖先的名实，主张族谱记载事实要务实，要追求细节与生动。《例义》展现的具体操作标新立异，《大传》史料价值较高。李梦阳《周氏族谱序》提出好谱的五个方面：据、实、慎、简、忠。李梦阳的谱学实践中，与关学学者进行了交流。他采用了康海修谱之例义，而康海所修谱“无远胄撰美之嫌”的“直质”特色，也是梦阳《李氏族谱》的品质。关学学者冯从吾的谱学也受到李梦阳的影响。李梦阳的族谱学在明代影响甚大，是具有代表性的族谱学家。

         李梦阳（1473—1530），字天赐，又字献吉，号空同子，祖籍河南扶沟，出生于明陕西庆阳府安化（今属甘肃），十岁随父徙河南开封。弘治七年（1494）中进士，十一年（1498）为户部主事，正德六年（1511）升任江西提学副使，嘉靖时赋闲不仕，卒于开封家里。李梦阳为官刚直不阿，不惜触犯权贵，最为著名的是他为户部尚书韩文扳倒太监刘瑾起草奏疏。他一生多次入狱，仕途不顺。李梦阳热衷文学，作为明代文学流派“前七子”的领袖，是明代重要的文学家。因此，李梦阳是明代文坛与官场有影响的著名士大夫。李梦阳也是族谱学家，所修自家族谱保存于其文集，包括例义、世系、家传、大传、外传、谱序六个部分。他还为人撰写谱序。李梦阳的修谱主张在明代影响很大。然而，笔者尚未发现专门讨论李梦阳族谱学的，今试为之。

一、李梦阳《李氏族谱》的主要内容

       《李氏族谱》的《谱序》开宗明义，说：“夫君子述事，必有所由从，于是作例义第一。谱以明世，于是作世系第二。夫永短行穷异数，于是列名讳、生死之纪，作家传第三。然死者要用其本末，于是作大传第四。予观记，有外戚焉，家国一道，于是作外传第五。然必列序本旨，于是作谱序第六。”讲明了该谱之所以分为六部分的设想。下面我们就此六部分加以探讨。

        《例义》篇幅不大，内容可以分为理念与操作两个部分。在理念部分，一是对欧苏谱记载祖先世系远近问题提出己见：“往君子谓予曰：‘欧氏谱盖有远胄之谬。’然欧苏谱又率详其所自出，乃益知不可矣。”认可批评欧谱远追贵胄、欧苏谱只详记本支小宗的做法，其实这种认可也可视为李梦阳的观点。二是认为族谱就是要记载祖先的名实，他说：“夫名实者，不可以亡纪也。子孙而不录其先人，是悖乱之行也。夫李氏于吾，乃亦可谱也已，于是作《李氏族谱》。”即修谱要反映先人事迹。三是对谱与史的关系提出看法，他说：“予闻之先辈曰：‘国有史，家有谱。’嗟乎，生死出处之际大矣！要之，不离其事实，不然，后世何观焉？今人多不务实，予欲观者，彷彿其咳貎，故不暇忌细小。”即族谱记载事实要务实，要追求细节与生动。

          在操作部分，一是说明不追远的原因：“夫李氏莫知所从来矣，伤哉！或问何故？曰：‘二孤方龀，而贞义公及于难。’”二是解释李氏“四世有三宗”：“夫李氏四世有三宗焉，我曾即我始，我祖继之。宗者，孟春乎！继别，钊乎！继祢，孟和乎！”其实这两条也是贯彻理念部分第一条的主张。三是说明其谱只记兄弟辈的原因：“或问谱至兄弟行而止。李梦阳曰：‘夫是后予安能知焉？’”

        《世系》较为简单，反映了李氏始于贞义公（恩）、“四世有三宗”“至兄弟行而止”的情况：据此，我们概括出李梦阳的家族关系，谱系溯到梦阳曾祖恩，恩二子：忠、敬，祖忠，忠三子：刚、庆、正，刚子麟（无嗣），庆子孟春，父正，子孟和，梦阳，孟章（无嗣）；叔祖敬二子：琎，瑄（无嗣）；琎子钊。世系所列人物曾、祖、考、己四代14人。《家传》按辈分、长幼排列，逐人作小传，实为世传，记载字号、生卒、葬地、婚娶、得子等简况。共计14人。这里列出《家传》所列人物如下：号贞义公者，讳恩，始徙庆阳，是谓庆阳李氏。卒以衣冠葬道士平，配王氏，生二男子（生卒年并阙）。号处士公者，讳忠，贞义公子。洪武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一日生，正统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卒，年五十三岁。葬东岳庙前。娶李氏，生三男子，二女子。敬，贞义公第二子，而号军汉公。年八十余卒，葬于底不河南山，地曰范家峪，去城二十里所。娶鄢氏，范氏，生二男子，一女子（生卒阙）。刚，字克刚，处士公子，号主文公。洪熙元年十二月十三日生，成化四年六月二十九日卒，年四十二岁。葬东岳庙南。娶王氏，生一男子。庆，处士公第二子，号阴阳公。娶刘氏，生一男子（生卒年并阙）。号吏隐公者，讳正，字惟中，处士公第三子。为阜平县学训导，升周府封丘王教授。卒赠承徳郎、户部山东司主事，加赠奉直大夫、户部贵州司员外郎。以正统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酉时生，弘治八年五月十六日巳时卒，年五十七岁。葬城南十里所，地曰高家平。娶高氏，生三男子，三女子。琎，军汉公子。年二十九岁卒，葬于范家峪墓。娶冯氏，生一男子（生卒阙）。瑄，军汉公第二子。为散官。景泰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生。娶范氏。麟，主文公子。娶刘氏，无子（生卒年并缺）。孟春，阴阳公子。成化六年正月二日生。娶王氏。孟和，吏隐公子，字子育，为散官。初名茂。天顺五年十二月十日亥时生。娶孟氏。梦阳，吏隐公第二子。初名萃，娶左氏。孟章，吏隐公第三子，字汝含，成化十七年十月十三日午时生，弘治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子时卒，年十九岁，葬扶沟县东北四十里，地曰大冈。大冈者，王氏居也。娶朱氏，生一女子。钊，琎子。成化四年十月十日生。娶刘氏。《大传》重点写贞义公（恩）、处士公（忠）、军汉公（敬）、主文公（刚）、阴阳公（庆）、吏隐公（正）、璡、孟章八人事迹，以细节求真实，亦颇生动。其价值有以下数端：一是反映了军户的历史与生活：“号贞义公者，不知何里人也，而赘于扶沟人王聚。王聚以洪武三年归，军于蒲州，已又自蒲州徙庆阳。于是，贞义公从如庆阳。”河南扶沟人王聚系军籍，所在卫所先是山西蒲州，后为甘肃庆阳，贞义公因入赘王聚家，亦系军户，且为庆阳人。“贞义公二子其后皆冒王氏以赘，故是时又垜阳氏、田氏为一户，而一户四氏。”该军籍下，为了承担军役，除了王、李之外，又垛集阳氏、田氏，形成“一户四氏”。军汉公“嗜酒，不治生，好击鞠、走马、试剑”。主文公， “为卫主文，好气任侠，有父风。”阴阳公更嗜酒，精地理阴阳，号王阴阳。王氏军故戍花马池营,阴阳公代往戍。作者记载了阴阳公与主将关系从受宠到见斥的经过，记载了阴阳公相地有术，导致同行无生意而被同行谋杀。至李梦阳父亲吏隐公始复李氏，李梦阳家族应是此时脱离了军籍。二是反映了多种职业与生计，如处士公经商经过，吏隐公求学让贡品行与为宦过程，其为封丘王教授时奉侍藩王的生活。孟章是梦阳的弟弟，只活了19岁，传中反映了他的人生探索，“七八岁时犹啖乳，有气力，然矫捷善戏，善打毬、缀幡、骑竹马，群儿莫先也。弟又好黏竿、击扑蝉、打蜻蜓，又放风鸢。父母以其有奇气，时时折辱之，不可下。乃后父母殁，弟因而省悟，始折节诵书史，日记二千余言。其后弟颇好与黄冠人游”。寻求长生的神仙术与骤可致富的黄白之事，在叔伯的劝阻下终于幡然改悟。三是叙事详略得当。《大传》虽然强调记载生活细节，但是注意突出重点，保存重要史料。如吏隐公为阜平县学训导，提学御史阎禹锡至真定府，“牒属各以其徒来赴集”，沿用已有简单做法，吏隐公上书陈教化变易之事，传中用较大篇幅保留了所上之书内容，强调了教化的重要性。又如，孟章弟弃神仙黄白之事，著论自解。传中也用较大篇幅，将所论内容保留下来，表达对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伦的追求。《外传》记载13位嫁入的女性。一般记载简略，如第一位“王氏，贞义公，扶沟王聚女，改适”。不讳改嫁。记载较为细致的有二位，其中最详细的是为宦者吏隐公之妻高氏，其“卒后数年而有封锡之命”。提到相夫“豢卖鸡豕及酒醋，佐先大夫学。及时时负薪水，行人见之，率怜苦夫人，夫人弗苦也”。记载比较详细的还有处士公妻李氏。而“鄢氏、范氏并军汉公，并葬范家峪墓（原注：生卒缺）”该条有两位女性。《外传》还有6条记载了本家族嫁于外姓的女性，如：“曰海，处士公女，适任昌。”记载有生卒的只有一条：“曰三姐，吏隐公第二女，生成化六年七月十五日，卒成化二十三年正月十五日，年十八岁，葬于开封府东门。东门者，宋门也。”《谱序》篇幅较长，首先介绍该谱内容由6部分组成，前面已经提到，不赘引。接着介绍李姓的由来，依据的是有关氏族之书。再下来，讲宗族建设的重要性，从李梦阳读《诗经》至伐木行苇诸诗所得感想，即“九族有章，五服经矣”，辨亲疏，异等威，“于是乎有燕享之礼，会聚之节，有周恤庆唁之文”。如同《易经》所说类族辨物。李梦阳指出“今世俗废此不讲”的各种表现，强调践行合族的重要性。于是“今谱、传第采其事实，欲子孙知先世起家之难，使知孝敬之本，艰贞振厉之操，与勤俭之原”。提出：“‘何论根株，干大则枝斜。’斯言虽小，亦可以喻大。故一命之士，而布衣之徒，能润色名行，设礼义法约，统治其族人，此亦豪杰特立之行，非苟而已也。”践行合族者在世俗中其实是特立独行的豪杰。最后表达了对于世俗的担忧：“然世俗恒忧其子孙不富贵，余甚悲焉。”批评了疏其族属及悖礼之行，呼吁以身作则，挽救世风。这篇谱序作于正德二年（1507）十一月，应是李梦阳修谱告成之年，梦阳时年36岁。李梦阳的修谱之举，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是在应对成化弘治之际风俗奢靡化，他试图通过修谱合族，移风易俗。

二、李梦阳的谱序与《李氏族谱》的影响

         李梦阳的谱学观念，还反映在他为周衡、董锐所作两篇谱序中。常州府宜兴人周衡修其族谱成，李梦阳作《周氏族谱序》说道：“‘周生知谱哉！一谱而五善具矣。’夫述前者据，信后者实，谋始者慎，导从者简，布言者忠。夫谱者，所以合散而一殊者也。非据不妄指乎？非实不溢美乎？自我述之，自我始之，而或妄也，溢也，谓慎乎？斯固言以布之也，不慎谓忠乎？”提出好谱的五个方面：据、实、慎、简、忠，强调修谱在于“合散而一殊者”。李梦阳认为周氏族谱溯其所可知，书事必核，疑之必缺，导之以可行，其言恻怛、尊亲是惇，达到了据、实、慎、简、忠的标准。周氏子孙藉族谱无悖有尊，无疏有亲，尊亲得，家道可成。

         关于这部周氏谱，作者周衡又请了吕柟（1479—1542）为之作序，吕柟《周氏族谱序》介绍了该谱：“宜兴周道通搜访其先世，以致其兄弟子侄，凡六七世，为《荆溪周氏谱》一编，有引，有例义，有图，有传，有表志。”并认可李梦阳对该谱五善的评论。

       《董氏族谱序》作于嘉靖初年，记载李梦阳见到董锐所修谱后的感想：“董氏知家政”。又因“大夫罢归，即其邑之东，构东楼，辟书院，群族子弟诲焉。凡言之谱者，罔不行之家也”。更加重了“董氏知家政”的认知。强调董锐：“藩省之佐耳，固非崇爵丰禄人也，其仕也，念念其族；而其罢也，群而诲焉。政不究于官而行于家，斯岂忘本务末者伦邪？”表扬董锐是知本的孔氏之徒，引以为合族移风易俗的同道。

         需要指出的是，李梦阳的族谱学受到过学者康海（1475—1540）的影响。康海《樊氏族谱序》说：“昔予尝修先人之谱矣，定例义以示空同子李献吉氏，献吉以为可观。后献吉为李氏谱，则采而用之。又数年予为母氏族谱，泾野子以为直质与之，谓予独无远胄撰美之嫌。”如此则李梦阳采用了康海修谱之例义。而康海所修谱“无远胄撰美之嫌”的“直质”特色，又受到学者泾野子吕柟的赞扬。

         李梦阳的《李氏族谱》在明代产生了较大影响。冯从吾（1557—1627）万历时编族谱，借鉴了李梦阳的修谱观念。《冯氏族谱自序》说道：“呜呼，余尝读苏氏谱，叹世人贱而后贵者，耻言其先，为之咨嗟太息者久之。夫为人父祖者，孰不愿子孙贵显，以光大厥阀。比子孙贵显矣，反耻言其先，如此则为人父祖者，又奚愿有此子孙哉！则不孝莫大乎是。世之作谱者率多僭托远胄，夸耀失实，此其心亦毋乃耻言其先意欤？”这种“僭托远胄”正是康海、吕柟、李梦阳反对的。

         有人向冯从吾请教谱与史的异同，他主张谱与史不同，谱隐恶扬善，并引李梦阳谱讦先人之过为悖乱之语论证：李献吉谓：“子孙而不录其先人，是悖乱之行也；若录其先人而又讦其过，其为悖乱孰甚焉。”古人不又云乎：“作法于谅，其弊犹贪；作法于贪，弊将何极。”今之作谱者，虽似过讦，不过一时讲究未明，误以讦为直耳，犹属无心。倘后世子孙一有小嫌，不能捐释，借此族谱泄彼忿心，则是以古人敦仁广孝之书，为后人报复恩仇之具也，又谁为之作俑哉？纲常风化关系不小，奈何不慎之于始，而犹沾沾以讦为直也？

         冯从吾认为作谱者以讦为直会影响祖孙评价祖先，引发“报复恩仇”，事关纲常风化。直隶元城人董复亨（？—1606），明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翌年任章丘知县。他为徽州方氏族谱作序，说道：“自五季来，取士不论家世，婚姻不问阀阅，以故氏族之学不传。独士大夫之贤而显者，叙其家世颠末藏之家，如宋欧阳永叔欧氏谱、苏明允苏氏谱、近日李献吉李氏谱、乔景叔乔氏谱之类，即义例小异，而要各成一家言，不欲其后湮没弗彰，令来耳下噤无以举其高王父名字也。”认为欧、苏、李、乔诸家修谱的主旨和体例稍有不同，各成一家，视李梦阳所修《李氏族谱》为媲美欧、苏的名谱。

          嘉靖年间徽州人戴廷明、程尚宽等编纂的《新安名族志》，祁门人王讽的《序》中有三论议及谱事，其中第三论针对当时“求以附族者”，王讽指出：“欧阳公之立谱法也，仅谱其所知；而近代李空同之修李氏之谱也，仅自其身而追及四代，此其尊尊亲亲之情，岂顾下于今之人也？然而不能以远及者，盖与其不得其真而相胥于乱，孰若仅谱所知，内不欺于其心，外不欺于其人，幽不欺于神，而得以立孝思真切之诚乎！此则疑族之不必于求附者。”认为李梦阳记载严谨是出自孝思真切之诚，与欧阳修仅谱其所知一脉相承，视李梦阳为谱学的重要人物。

         徽州歙县人汪道昆（1525—1593）在其谱序中也高度赞扬了李梦阳。他说：“昔献吉之谱李氏，袖然名家。盖取法于周，取裁于史，约而直，简而严，作者未之或先也。景叔之谱乔氏，殆亦肩随之。”认为李梦阳是纂修族谱的名家，谱法取裁得当，简约严直，未有超越者，乔景叔所修乔氏谱可与李梦阳的李氏谱比肩媲美。

         嘉靖、万历之际休宁人吴文奎（1552—1602）热衷于族谱学，修谱过程中阅读族中族谱资料，撰有《读谱记》十则，多次提到李梦阳的谱学。其中第一则（论华童公谱即谱系）说：“李空同论著其谱，遗伯阳而昉近世，不讳细微。”赞扬李梦阳修谱始于近世。第十则（论谱大宗）说：“自国初以至今为人集，详而不乱，主各派文献开载大略，有图系，有传著，一一法李空同，独外传分见各传，不必作尔。”承认修谱的图系、传记效法李梦阳。此外，还在《临溪荪圻吴大公本支谱题辞》指出：“谱之世系，大传、外传尽仿李空同氏。”再次表明其族谱仿效李梦阳。

         安徽池州贵池人丁绍轼（1565—1626），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官至大学士。丁绍轼为自家谱序称：“不肖自少闻狄公不妄认远祖之说，长而读先大夫别驾公赠无为宗家序，益深切著明其意。以故自忝孝廉以来，外郡有持谱想招者，不敢受也。即无为体邑时讲宗谊，而派系廖邈，未敢附也。然居恒自念，吾家贵池，可独无谱乎？又幸先大夫遗稿犹有存者，可无成先大夫志乎？而私心犹趑趄不敢任，则谓门祚之单、子姓之少，不足为纪载光耳。一日，读本朝李空同先生集，则有所谓家谱者，系仅四代，合之不过十余人，其前无显者，当其世亦仅一先生，而先生不以为歉。后之作者且嘉与其事，然则先生顾不足法与？盖世之妄引异代，泛招同姓，如郭崇韬其人者，其可诋丑，人或知之。至其门祚之单、子姓之少，见以为不足讳，则人鲜知也。吾故曰先生可法也。用是专以吾邑相传有据者按实书之，中间疑信壹折衷于先大夫之遗言。其有文行可录者则录之，无可称述，先大夫不敢一毫增饰，不肖又何敢焉？夫李氏之谱，有一空同先生而足矣。不肖非其人也，恃有先大夫在焉。先大父之见与空同先生合，不肖因读空同先生之书而始信，古人有云‘有识有胆’，不读古人书而欲广其识，不能也。”他读李空同文集，发现空同的修谱主张与其父同，都是实事求是，不追远并尚简，因此他也不惧其门祚单、子姓少，而修自家之谱。丁绍轼修谱，一定程度上是效法李梦阳之举。嘉靖二十七年（1548）闵文振为江西洪氏族谱作序说：“空同子有五善之文……述前者据，信后者实，谋始者慎，导从者简，布言者忠，五者失一，曷以训人，斯空同之严诸谱者也。”以李梦阳的修谱五善要求作为严谨修谱的标准。江西吉安永丰郭汝霖（1510—1580），字时望，号一厓，江西永丰人。

         嘉靖三十二年（1553）进士。授吏科给事中，官至南太常卿。他为本族修谱制订《族谱例义》，其中谈道：“予观李子谱有外传，而今不作者众也，繁也。妻列于夫传，夫为妻纲也。其姓族之大而显者，则详其出，详其处；次惟著其氏，严婚媾也，女之适人者同乎是。”郭汝霖在族谱女性传记的编纂上，也考虑了李梦阳专设外传的谱例，只是鉴于因为本族女性众、繁而未作。

         江西抚州乐安人董裕（1537—1606），万历年间官至刑部尚书。他为山东毕氏族谱所作序言说道：“家之有谱，犹国有史。武侯明于治国，不立史官，君子少之。苏明允、李献吉殚精谱牒，慨然于高曾以上。今读其为叙为训，涕泗在衣袖矣。谱之不可已也，犹之史也乎哉！”称赞李梦阳同苏洵一样殚精谱牒，他们的作品令人感动。董裕还认为毕氏族谱“是明允、献吉之慨然甚隐者能无复憾”。实践了苏洵、李梦阳的族谱学追求。

         江西广信府铅山费元禄（1575—？）修族谱，文集载其《族谱四篇》，计有例义第一、大传第二、外传第三、谱序第四、附录，《族谱四篇》恰是李梦阳的《李氏族谱》中已有的条目，只是少了世系、家传两项，其顺序也与《李氏族谱》相同。特别是《例义第一》中直接反映出修谱者对于《李氏族谱》的借鉴：“李空同之谱李氏，袖然名家，其称欧苏之谱谬，详远胄非纪名实，名实者子孙之所以录其先人，恶可无征乎！”认为李梦阳是修谱名家，重视其纪名实的主张。费氏谱也是“讫余兄弟而止”，与李氏谱例义相同，不过费元禄所修族谱的世系部分并未收入文集。

          广东顺德人欧大任（1516—1595）对李梦阳的族谱学更是称赞有加，其《清江聂氏族谱序》称：“夫谱之传者，宋惟欧苏，今惟献吉，繁简不同，要归于实录。余所为谱，即未能求合于庐陵、眉山、北地三巨公，庶几不诬吾祖，而镜观劝戒，或足备赫唬之藏也。”所谓“北地”，是用籍贯来称呼人。李梦阳出生于明陕西庆阳府安化（今属甘肃庆阳），这里曾是秦初三十六郡之一的北地郡，故以北地指称李梦阳。欧大任将李梦阳作为接续欧阳修、苏洵的第三位谱学巨公，认为李梦阳修谱具有“实录”精神，欧大任修谱不诬祖、有劝诫，也是学习这种“实录”精神。此外，罗虞臣，字熙载，顺德县大良人，嘉靖八年（1529）进士，官至吏部主事。他在探讨家乘纂录的义例问题时说：“或问谱至兄弟行而止，曰：自吾而后，尚少也，曷记载。北郡李谱曰：‘子孙而不录其先人，是悖乱之行也。’伤哉！余于先人幽美十失九矣。于是采旧闻而撰行述、内范二篇。”可见罗虞臣修谱也是至兄弟行而止，与李梦阳的做法类似，而其撰行述、内范二篇，则是受李梦阳影响而记录先人事迹。

         南直隶也有李梦阳的谱学影响。王世贞（1526—1590），苏州府太仓州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官至南京刑部尚书，明代文学家、史学家。太仓人郭太来请王世贞为其族谱作序，说道：“夫谱莫法于眉山氏、南丰氏及近代之北地[氏]、祋祈氏，然是四氏之谱不传于谱而传于序，今夫问序于学士大夫，业人人能举之。问谱于学士大夫，能举者鲜矣。吾郭氏之为郭则谱也，使天下后世知郭氏之为郭，必子序也。”郭氏认为北地李梦阳同苏洵、曾巩等“四氏之谱”因其序传世，故请著名学者王世贞为其作序，借助名人效应，使郭氏族谱扬名。郭氏将李梦阳谱序作为谱学名篇看待。

          常州府无锡县人邹迪光（1550—1626）万历二年（1574）进士，官至湖广提学副使。无锡诸生过蒙礼持家谱请其作序：“主臣，予小子何能一族！惟是族谱之法，世称眉山氏、庐陵氏暨北地李氏，乃其谱不传于谱而传于序。予不能谱，而藉谱之序以行，敢卒以不朽累子。”他也将李梦阳与苏洵、欧阳修的族谱学贡献并驾齐驱，认为他们的谱序为名作，导致其族谱传之久远，希望邹迪光也写篇名序，以之传谱。王思任（1575—1646），字季重，号遂东，晚年号谑庵，浙江绍兴山阴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曾知兴平、当涂、青浦三县，又任袁州推官、九江佥事。鲁王监国，以思任为礼部右侍郎，进尚书。绍兴为清兵所破，绝食而死。他说本家族谱：“作凡例以叙意，作世溯以存源，作图系以明脉，作名考以还人，作本纪以昭祖，作列传以显宗，作约法以联族，做文献以备征，作集言以昭则，作守谱以垂永。盖上自司马，下及欧苏，而迄于我明李北郡诸名家之旨式，俱酌而裒之，以成我三槐王氏之谱。”王氏修谱参考了李梦阳的族谱，并将李梦阳作为谱学名家与欧阳修、苏洵相提并论。浙江绍兴新昌人胡维霖（1578？—1643？）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天启、崇祯年间做过顺天府知府、浙江按察使。他的《天宝徐氏族谱序》开头便说：“善乎，李献吉之言谱也！曰：‘国有史，家有谱，大抵不离事实。”仿佛是在引经据典。卓发之（1587—1638）字左车，号莲旬，浙江杭州仁和人，其所撰《族谱序》称：“是以述前者据，信后者实，谋始者慎，导从者简，布言者忠，则一谱而五善具焉。”正是李梦阳作周氏谱学提出的良谱标准。卓氏其族谱包括谱图、家传、大传、外传、后录，前四项均与梦阳族谱体例相同，只是少了例义一项。因此，卓氏族谱当是仿照李梦阳族谱。

         福建福州福清人叶向高（1559—1627）修谱，对于李梦阳谱学多有讨论。叶向高《家谱小序》感慨道：“善乎，李献吉之言也！曰：国有史，家有谱，皆不离其事实，不然后世何观焉？又曰：欧氏谱有远胄之嫌。夫欧氏谱盖祖太史公而失之要，于事实则虽琐屑猥冗在所必书，此献吉所谓欲观者，仿佛其咳貌故不暇忌细小者也。然彼数家咸能自重其世，非以世重，余实愧焉。”肯定李梦阳对于国史、家谱皆重事实的理解与“欧氏谱有远胄之嫌”的看法，肯定李梦阳传记书写“仿佛其咳貌”而不忌细小的主张。

         叶向高还在《嵇氏族谱序》中，高度评价李梦阳的谱学：谱至于族重矣！今氓庶之家多不能为谱，其能为谱者多卿大夫文人学士之所著，而往往不能尽合于雌黄之口。其故何也？侈阀阅者其辞夸，则其世弗核也；寡学殖者其文陋，则其传弗远也；蔑劝诫者其指隐，则其义弗著也。明兴巨宗著姓谱不乏矣，然世好言空同李氏，良以其事核而辞修，瑕瑜不掩，有史家之遗意耳。

         据此，李梦阳的谱学为“世好言”，即普遍得到认可，被誉为“事核而辞修，瑕瑜不掩，有史家之遗意”。福建闽县人陈勋，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他的《南昌高氏族谱序》中说：“昔李献吉论谱，谓欧有远胄之谬，苏详于自出，二者皆讥。然世独尚此二家，何哉？兹谱义例纯精，乃其文固欧、苏法也，虽家乘，足传世矣。”不过，陈勋并不是要否定李梦阳，他称赞《蒋氏族谱》作者说：“叙述有史法，视昔欧、苏之作不知何似，今代其献吉乎！”将李梦阳赞扬为同欧、苏一样的讲求史法的族谱学家。

三、结语

         李梦阳所修《李氏族谱》富有个性。该谱体例包括例义、世系、家传、大传、外传、谱序六个部分，重视传记。《例义》表达的修谱理念引人注目，批评欧谱远追贵胄、欧苏谱只详记本支小宗的做法，认为族谱就是要记载祖先的名实，主张族谱记载事实要务实，要追求细节与生动。《例义》展现的具体操作标新立异，以曾祖为始祖，世系四世有三宗，谱止于兄弟辈。《大传》史料价值较高，其价值一是反映了军户的历史与生活，二是反映了多种职业与生计，三是叙事详略得当。此外，李梦阳作《周氏族谱序》，提出好谱的五个方面：据、实、慎、简、忠，强调修谱在于“合散而一殊者”。

         值得注意的是，李梦阳的谱学实践中，与关学学者进行了交流。关学,是北宋张载创立的理学学派，因张载是陕西关中人，故称关学。张载提出重建宗族制度，认为“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修族谱是收宗族、厚风俗的重要措施。明代的关学学者重视宗族建设，倡行修谱。李梦阳出生庆阳，明代隶属于陕西省，故梦阳亦属陕西人，关学者多为陕西人，李梦阳与关学者属于同省老乡，这或许可以部分解释梦阳与关学学者交往较多的原因。由于李梦阳祖籍河南，后来又生活并葬于开封，也可以说是河南人。

         李梦阳的谱学受到过关学学者康海的影响，他采用了康海修谱之例义，而康海所修谱“无远胄撰美之嫌”的“直质”特色，也是李梦阳《李氏族谱》具有的品质。关学学者冯从吾的谱学也受到李梦阳的影响，从吾主张谱与史不同，谱隐恶扬善，引李梦阳谱讦先人之过为悖乱之语为其论证。在康海、李梦阳、冯从吾的谱学实践中，关学学者吕柟也参与其间。李梦阳的族谱学在明代影响甚大。直隶元城董复亨，安徽徽州王讽、汪道昆、吴文奎、贵池丁绍轼，江西闵文振、永丰郭汝霖、乐安董裕、铅山费元禄，广东顺德人欧大任、罗虞臣，江苏太仓郭太来、无锡邹迪光，浙江山阴王思任、新昌胡维霖，福建福州叶向高、闽县陈勋的族谱观念，都受到李梦阳族谱学的影响。他们对于李梦阳的族谱学给予很高评价，将其作为明代具有代表性的族谱学家。李梦阳族谱学的影响既由于其谱学思想与实践，也与其文名籍籍、族谱载于文集行世不无关系。

                                                                             转载于《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26年第5期